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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推介|辛世俊:从文化主体性视角理解黄河文化的四重维度

发表时间:2025-06-04 09:26作者:辛世俊来源:河南警察学院报 公众号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rTaBxwd7XVA9rYJ-3opL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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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世俊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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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来理解黄河文化,可以有四重维度:中国人民对黄河的认识与改造是黄河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础;黄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证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旺盛生命力;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黄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谱写黄河文化建设新篇章。


目 次

contents

一、中国人民对黄河的认识与改造是黄河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二、黄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证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旺盛生命力

三、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黄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四、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谱写黄河文化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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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是人们活动的产物。从文化主体性的视角来理解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显著特点,对于在新时代保护弘扬黄河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人民对黄河的认识与改造是黄河

化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所说的“创造”“继承”“发展”“建立”充分肯定了文化主体性在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来看,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人无关的东西是“自然界内部”的事情,而文化则是与人的活动相伴而生成的“社会内部”的事情。中国古代哲学将天、地、人作为“三才”。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这个“参”字说的是人的参与性、能动性。在荀子看来,天、地、人各有自己特殊的职责。“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这是天地的职责。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创造满足自己需要的物质和精神的产品。《中庸》在谈到人与天地的关系时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赞天地之化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谈到“参”的条件,一个是尽人之性,就是了解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一个是尽物之性,就是把握事物的属性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董仲舒说得更明白:“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所谓“人成之”,就是以文化完成天地未竟之功。这个未竟之功,就是人实践活动的意义。《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了人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就在于她强调了文化的化人功能。文化皆由人兴,教化皆由人做。这就是说,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的“人化”本质与“教化”功能,使人彻底地与物区别开来,世界成为“人化的(或人为的)世 界”并不断扩大,世 界因此有了“内”(主观)与“外”(客观)的区别,而人是能够“合内外之道”的主体。


      “天人之辩”是中国哲学很早就提出的一个命题,其辩论的基本问题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很多哲学家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认识到在人与自然界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比“天命之辩”更深入的问题是“力命之辩”,“力”指的是主体的力量,“命”指的是外在必然性,即环境与规律。所谓“力命之辩”,其核心问题是人能否成为命运的主人,即命由我立,还是命由天立。孟子最早提出“立命”这一概念。“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矣。”荀子认为,人的命运并不是抽象的。他提出“节遇之谓命”的命题。所谓“节遇”,就是主体的境遇或遭遇。人所处的境遇,往往是自己无法选择的。譬如,人们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最好的年龄,遇上了最好的时代,没有饥饿,没有战争。但战争年代就非如此。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战争频仍、民不聊生,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2020年我们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斗争,很多老年人说,如果这样的疫情发生在旧社会,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就是不同人的境遇或命运。每一代人所遇到的命,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这是人不能自主选择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人的受动性,就是人的活动的受制约性。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主体的受制约性,并不意味着主体完全是一种被决定性的存在。他可以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变自己的境遇。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之辩”“力命之辩”揭示的人的主体性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马克思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自为的、被固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里的“无”,并不是说不存在,而是指无意义。只有当自然界与人发生有意义的联系,对人来说才是有价值的。譬如,对于生活在黄河沿岸的河南人民,对于黄河决不能视而不见。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不是与人分隔的,而是与人紧密联系的。马克思还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马克思将这种“类特性”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实践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形成了人之为人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同于动物的世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马克思关于人的世界里人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这个思想揭示了人的实践性本质,是我们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界内部的问题,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有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才真正使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走上了文明的大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是彰显人的主体性的文明,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


       天若不生人,万古如长夜。文化是黑夜中的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行之路。一切自然的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的活动造成的。人“为天地立心”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创造历史文化的过程,就是为天地“立心”的过程。譬如,古往今来,中国人民在认识和改造黄河的过程中,塑造了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不论是李白对“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咏叹,还是毛泽东对“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黄河磅礴气势的描写;不论是千百年来沿黄人民治理黄河留下的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还是新时代黄河儿女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黄河都作为母亲河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中最根本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始终是激励中国人民前进的动力。1939年,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以黄河的奔腾咆哮愤怒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强烈表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一经演出,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9年 5月 11日,毛泽东出席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冼星海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个空前的音乐会,毛主席还叫三声好。”近些年来,以黄河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如电视连续剧《黄河在咆哮》《大河儿女》等;戏剧与舞台艺术《黄河向未来》《大河安澜》《天下黄河》等;绘画与美术作品《黄河》《在激流中前进》等;歌曲《黄河泪》《黄河日出》等,都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反映了黄河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与命运抗争的伟大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黄河两岸人民开展的水沙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更是谱写了新时代黄河文化的新篇章。






黄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证明中华文化

体性的旺盛生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化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这种“生成”是按照人的需要的生成,按照人对美好生活愿景的生成,按照育人、化人功能的生成。中国古人谈文化,总是强调“文者,贯道之器也”“文以载道”。这是文化发挥其育人、化人功能的基础。我们理解黄河文化,不能只看到河流和水,还应看到河流、水与人,人赋予河流与水以深刻的精神。文化主体性实际上强调的是人的精神能动性引发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变化。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我们这样分析的根据主要有两个层面:


      一是中华民族关于事物法则的求道思维。《大雅·烝民》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宋代儒家经常引用这句话。程颐指出:“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这里的“则”,就是事物的法则、事物的标准,这告诉我们,所谓文化,是揭示事物当然之则的道理的。这就是文化所蕴含的“道”,在中国人看来,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道理最大。道是根源,道是规范,道是法则,道是规律,道是境界。孔子将追求“道”看作是人生最神圣的事情。“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将求道提升到了生命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是古往今来中国人热爱文化、尊崇文化的根本原因。

   

       二是中华民族“以天为则”的循道思维。这里所说的“则”,就是效法的榜样,有物必有则,但天地、自然的“则”对人的影响最大。譬如,《道德经》提出“上善若水”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维。如果按照科学思维,水的分子式是H2O,没有什么善与不善。但人文思维就不同了。孔子遇水必观,《论语》记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之所以得到世人赞叹,是因为它蕴含了世事人生的哲理。子贡曾问孔子:“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启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孔子一口气总结出水的十一个德性。这是他对水长期观察并结合人的道德需求得出的结论。

     

     “以天为则”这一思维被中国古代思想家所继承并发扬光大。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也指出:“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天道流行,造化成天地万物,有其客观规律,真实而无妄,故天之道为“诚”。人道由天道而来,与天道相合。故人之道为“思诚者”或“诚之者”。


      “以天为则”是一种“拟人化”的叙述方法,是一种人文思维,不能拿科学思维来否定它。《易经》六十四卦,谈的都是卦象,却蕴含着丰富的人事哲理。作为群经之首,体现了“以天为则”的哲学思维、人文思维的特征。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在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文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

基。”


        黄河宁,天下平。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就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自古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旱灾作斗争。”黄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古人求道、尊道、循道的主体性原则。生生不息的黄河文化是一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治水的壮丽史诗,是弘扬文化主体性的赞歌。






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

河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这个能力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常量。马克思指出:人和动物相比,人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人的实践活动越是普遍,人就越是更加深刻地依赖自然界。人越是改造自然,越是从自然界获得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时,越是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越是懂得保护自然的重要价值。这就是生态文明高于工业文明的原因之所在。同样是黄河,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历史阶段、在旧社会与新社会对人和社会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历史上的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每次决口和改道都是一次人间惨剧,这是黄河中下游人民最沉痛的灾难记忆。历史上的河南不是多雨的地区,它历史上最经常发生的是旱灾,旱灾之后总会跟着出现蝗灾。被拍成电影的《1942》,说的是河南的大饥荒,1942年就是旱灾加蝗灾,导致至少300万中原人死于饥饿。河南虽然多旱,但一旦有雨,就下得比较集中,容易导致山洪爆发、黄河决口。据统计,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这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有26次。宋朝319年发生232次水灾,就有57次河堤决口。元朝共97年,发生水灾达116次,明朝276年发生水灾278次。黄河成了祸害老百姓的“害河”。由于黄河反复决口、改道,给下游人民带来很大灾难。黄河决堤、改道,是天灾,也有人祸。河南地处中原,战火不断,从先秦开始一打仗,黄河大堤就经常被扒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封建社会战争和军阀混战时期,更是人为导致黄河决口12次。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难以抵抗日军机械化部队西进,蒋介石下令扒决郑州北侧花园口大堤,导致44个县市受淹,受灾人口1250万,5400平方公里黄泛区饥荒连年,当时灾区的悲惨状况可以用‘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来形容。”直到1947年花园口的堤坝才堵上。黄河每一次决口和改道,都会带来滔天的洪水,洪水会带来死亡、瘟疫和饥荒,饥荒又会带来混乱甚至战争。


       由于黄河含沙量大,应对黄河水泛滥,沿岸人民不断加固、抬高黄河大堤,使郑州以下的黄河成了悬河,开封这个八朝古都,不知道曾经被战火和洪水摧毁过多少次,但人们仍然倔强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这座城市下面城摞城好几层,最下面是战国的大梁城,然后是唐朝的汴州城,北宋的东京城、金朝的汴京城、明朝的开封城和清朝的开封城,城摞城的奇迹反映了大河儿女对故土家园的坚守,是百折不挠的坚韧,是宅兹中国的家国深情。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黄河沿岸人民与黄河水害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黄河彻底实现了由害河向益河的转变,奏响了一曲曲回荡寰宇的“治黄乐章”。“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是1952年毛泽东在视察黄河时提出的要求,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京外出考察发出的伟大号召。由此揭开了新中国人民治理黄河的序幕。正是在研究“黄河水涨上去怎么办,没水了怎么办”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伟大构想。1953年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洛阳舰上同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市委书记赵瑾山谈话时指出:“黄河下游一带有个水源不足的问题,应该引丹江入黄河,就是说把汉江的一个支流的水调到黄河去。”1958年,毛泽东亲自决策上马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为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打下了基础。


      黄河在河南境内711公里,旧社会满目疮痍,新中国旧貌换新颜!直到1906年河南境内才有了平汉铁路大桥。而今河南境内的黄河桥已经达到29座!河还是那条河,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彻底改变了黄河随意改道、决堤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着眼于“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提出“自然限制的不断退却”的思想,充分肯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自然限制的退却标志着人已经超越了对环境的消极适应。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黄河这个古代对人们产生了诸多限制的河流,真正实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变成了“人民的幸福河”。中国人民在治理黄河中表现出来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斗争精神,铸就了黄河文化的鲜明精神特质。






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谱写

黄河文化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三个新高度”既是对第二个结合取得成效的科学总结,也为新时代提升文化主体性、弘扬黄河文化提供了宽阔的视野和根本遵循。


      第一,进一步凝练黄河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特质。黄河作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象征,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深沉、最持久的精神力量。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我们今天研究黄河文化,既要看到它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一面。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凝练总结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禀赋和特点,清晰地指出了我们“ 四个自信”的底气来源和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黄河文化包含的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广纳百川、和合共生的包容精神,革故鼎新、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厚德载物、兼济天下的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必然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进一步讲好黄河文化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提升、党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黄河文化的内涵一定会越来越丰富。黄河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飞跃的历史,因此,我们一定要讲好黄河文化的根与源的故事,讲好历代人民治黄的故事,讲好黄河儿女幸福生活的故事,讲好黄河流域红色文化的故事,讲好黄河流域干事创业的故事,等等,“形成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浓厚氛围,积极搭建黄河文化交流传播平台”。文化领域是有意义的领域。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定有支撑这一事业的文化精神。故事的背后是精神、是价值观,我们讲好黄河文化故事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揭示、弘扬黄河文化精神,为新时代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服务。


      第三,进一步增强文化建设主体性。在新时代我们弘扬黄河文化精神,就要更加利用好、保护好黄河水利资源,使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2019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回答了事关黄河保护治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黄河文化保护弘扬等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字里行间流露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人的主体性并行不悖的思想。“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新时代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需要进一步发扬人的主体精神、担当精神,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